关于高考以及其他

这是一篇旧文,原发布在QQ空间,写作时间是2015年7月,特重发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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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高考已经过去了两个月,而我的高考也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我认为现在是个不错的时机,回过头来审视一下高考本身——这个我们国家的最盛大也最独特的教育活动。一方面,虽然仍身在校园之中,但我已经基本与基础教育体系没有联系了,没有利益相关,说话也总会轻松一些。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当年的亲历者,看到周围的人们都在谈论高考志愿录取乃至刚刚公布分数的西安市统招中考,难免会有些回忆与思绪,不妨趁着情怀还没有冷却的时候发发议论。实际上,既然眼前有着如此宏大而独特的社会现象,自诩善于观察善于分析的我也乐意履行一下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毕竟天下之事声声当入耳矣。
然而我并不打算用致我们已逝去的高中生活式的小清新笔调来把陈年旧事翻一遍。在碑林区那条被法国梧桐荫翳着的街上度过的三年时光固然很值得大书特书,但现在,还是不要谈故事和情绪,比如下雨天初中部教学楼的屋檐或者是四月份开满樱花的路边。谈点现象,谈点问题,固然有些枯燥,但好歹是思考过了。
那么我们要谈教育么?谈谈高中的文理分班到底合理与否?谈谈数学该不该踢出高考?谈谈语文作文题的命题人是否该挂起来裱着?谈谈学科竞赛对科学精神普及的作用到底如何?
可是,教育界的事,从来都和教育无关。至少,和这两个字的字面解释无关。
准确的说,高考是社会现象,不是教育现象。或者说,高考不是一种考试。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考试是“考查知识或技能的一种方法”,我相信这是目的性的解释,也就是说,考试的目的是“考查某种水平”,那么高考是在于考察什么水平么?不是,这是高考的“手段”,或者说“途径”。高考有着远远超出“考试”本身的丰富意义。
它是我们这个国家在或主动或被动的继承了自古以来的科举入仕传统形式之后,用以在超出国土资源与行政体制承受能力的广大人口中,实现阶层流通,挖掘并调配人事资源,从而维持社会稳定且保证生产力积极发展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与普及化的集体主义式的教育体制相配合的,一种社会工具。
这个定义也许太长太复杂了,毕竟我不是编辞典的人,没有那么高的语言造诣与社会经验,仅凭自己的看法做了个粗糙的总结。
我的高中老师经常称高考为“指挥棒”,似乎它行使着某种统筹与管理的职能。我觉得这是太高看我们那些“统筹与管理”的人了。高考不是什么精心设计出来的玩意,它是自发形成的,相当低效的,“管用就行”的模式,要说非得在这种社会工具的诞生中看到什么脑力劳动的成分,应该只能说是“劳动人民的智慧”。
回到那个粗糙冗长的定义,这样我关于一些高考的不解就自然地消失了——为什么高考要如此强调公平?因为不公平无法维稳。为什么高考的淘汰如此残酷,以至于“一分甩掉一千人”?因为它面对的是过多的人口,同时要调配人力资源,那么用数字的高低大小来筛选无疑是一种管用的方式,只不过在被试者看来颇有几分残酷与死板。为什么高考是全民趋之若鹜的话题,是足以影响一个家庭幸福的事件?因为它是贵国目前最明显也最直截了当的阶层流通方式——它给了每个人接受不同层次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而初步地把每个人暂时定位在社会结构的不同位置,这样的定位不是不可改变的,但高考显然是最重要的一次筛选。这种阐述是不是有些熟悉?毕竟学而优则仕,文以载道,学问当经世致用,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状元天下知之类的话,贵国的祖宗们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少人想要削弱高考的筛选作用——比如取消相当有筛选力的数学考试,白岩松说没有高考你怎么逆袭富二代,白有些言论虽然荒谬,但这句话绝对是摸着良心说的。没有高考或类似体制的存在,贵国应该会进一步发扬血统论或者九品中正制的遗风,门阀垄断,用人唯亲,明禅让暗世袭,寒门再难出贵子,山沟沟里也永远飞不出金凤凰。当然,我们是基于统计学精神来讨论的,在两晋照样有草根逆袭当大官儿的,当代学历拿不出手照样有希望做富豪——但如果没有高考这种公平制度的保护,这样的个例只会越来越少。想要削弱高考作用的不应该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纨袴膏粱的人么?毕竟阶层自上而下的流通,伤害的主要是这些人的利益与空间——但我发现抱怨高考的却大多数并不属于这样的阶层。
对于高考的批评,当然是应该批评它还不够好——它在广大基层还没有真正做到高效且人性化,它在公平性上还有所欠缺(所谓各种形式的加分能藏匿着多少徇私舞弊一想便知),在内容上也要配合教育体制作进一步的改善,比如提高分数的透明化,提高筛选的精确性以避免一考定终身,同时用更强有力的规章制度来保证高效。
自主招生的兴起,则被认为是教育改革的表现,毕竟从考察形式上看更为灵活,考察内容也更“素质教育”一些,以至于很多人嘴里被骂的烂透了的中国教育总还是有一线生机的——毕竟它改革了不是么?
但是,自主招生只可能损害公平性,它当然不至于瓦解高考,但它实实在在地暴露了上层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嘴脸。更灵活的考察形式与内容,在某些国家会成为高等教育的强心剂,在某些国家却会成为变相的九品中正制。“举孝廉入仕”的笑话就在悄悄的继续,人大某年一例,也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自主招生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大学去行政化,以及高等教育自由化本就是普世之所好,但问题在于,当自招的规模逐步扩大,某些人显然又发现了一块剥削的宝地。
体制上的公平正义已经遭到了威胁,而更令人发指的是经济的枷锁——如今的教育本质上是种商品,如果现在有一个数理成绩优异,英语词汇量惊人,熟练一种乐器,还能露几手书法,还拿过某学科竞赛省二的中学生,请问造就他优秀的原因是什么?是他的主观能动性,是他打小的好学好问与积极向上。那么保证了他的优秀的条件是什么?是钱,是社会资源,是其家长在社会中代表的生产力。书需要钱,提高班特长班需要钱,高质量教育资源全部都是商品——这个事实,对于广大西部偏远山区的农村孩子,无疑是冷酷的。家庭经济枷锁的强化其实也暗示着经济在不同地区的不均衡发展,暗示着贫富分化进一步严重,暗示着商品经济对本应公益化的领域的侵蚀,暗示着官僚系统的成熟。
当然,有能力的人当然应该给以更好的社会地位与职位,这是保证社会发展运行的基础。相比较而言,一个来自北上广钟鸣鼎食家庭的孩子比一个来自西部遥远边陲勉强果腹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胜任关键的职位,也更有潜力去享受更高的社会地位。但问题在于通过对规则和契约的挑战与蔑视,凭借既得的地位和权势来损害平等与正义。人人平等是一种信念,是西方近现代最伟大的精神之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人类至少做到了“精神平等”与“机会平等”,但机会不意味着条件,也不意味着结果。——绝对的平等是做不到的,正如我们不可能让每个孩子的父亲都是亿万富豪。但我们至少应该追求平等,而不是用不可言说的暗箱操作与明目张胆的强取豪夺来剥夺身处底层的人们的希望。
古训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我国最劳苦最贫穷最底层的广大群众自古以来的信念——他们仍旧相信存在着实现公平的手段,那就是当对于来自上层的压迫忍无可忍时,揭竿而起,喊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便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让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在未来,这个国家是掌握在那些精致优秀的孩子们手上的,这个国家的资源,财富,权力,都将被他们控制。而那些最底层出身的孩子们大多数却只是生活在这里而已——他们不是真正的主人。但是当情况过度恶劣时,当阶层流通的渠道闭塞无比时,最广大的也最有力量的人们的选择,就是洗牌。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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